魅力新邳州 发表于 2017-1-3 11:31
中华民族八义文化圣地邳州：邳州市打造苏北的“新加坡”坚持依法治市和以德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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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国家之乱执法者宽纵，且看哄抢的激励效应——中国要大治学习新加坡刻不容缓！
时间:2014年4月22日 来源:国家治理（北京） 编辑:韩非
中国要大治学习新加坡刻不容缓:国家之乱执法者宽纵无法治——且看哄抢的激励效应
文/滕朝阳.社科研究员
2014年4月17日凌晨1点，一辆江西牌照的大货车，在福建国道324线九龙岭下坡路段失控侧翻，酸奶撒了一地。早上8点左右，现场出现了大批围观的人，不知谁喊了一声“上啊”，场面就失控了。“像打仗一样，拼命抢，拼命搬。” 司机和公安机关交通警察执法者曾试图制止，但赶走一个，又上来两三个，不到一小时，就将现场的2000多件酸奶抢光……参与其事的一个大叔问记者：“你怎么不要?”记者说，不忍心，也不能够。大叔说：“你不抢就是个傻子！”
此种哄抢的闹剧，年年都在上演。据见闻广博的人士说，即使在发达国家，哄抢也难以避免，故不能独责中国人道德滑坡、素质低下。这种对比自然不是无意义的，但哄抢行为也不能因“外国也有”而逃脱道德的审判。当事人遭遇交通事故已是不幸，但哄抢者火速赶到现场绝无雪中送炭之意，只是为了哄抢，让当事人雪上加霜。如果人们谴责种种见死不救的冷漠，那么就更应该谴责此种落井下石的恶行。把哄抢比作“打仗”，其实是可笑的，见利忘义地“拼命”与舍生取义地“拼命”，可有半点相似？中国要大治学习新加坡刻不容缓！
没有特定的场景，哄抢也许就不会发生。混乱的场景，仿佛能使哄抢者变得面目模糊、无从识别。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觉，但这种幻觉却使哄抢者得到心理上的激励。而人数的众多，又使每一个哄抢者感觉到有一个群体的存在（不是“我”一个人在抢），意识到人数赋予自己的力量。因此，即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哄抢即违法犯罪行为，他们仿佛也是有恃无恐。如果有人喊出一声“上啊”，那不过是喊出了他们的共同欲望；同时这也是他们相互激励的宣言，是不怀好意的围观者瞬间成为疯狂哄抢者的重要媒介。在这样的场景中，如果不参与哄抢，那么就如那个大叔所说的“是个傻子”。没有受到哄抢激励的人，在哄抢者眼里就是不可思议的异己，这样的“傻子”若是他们中的一员，早晚会被他们排挤出局。但社会公共道德的可怜，或许要因之一便是这样的“傻子”太少，而信奉“不拿白不拿”“不抢白不抢”的“聪明人”太多，这也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然而，哄抢的激励效应并不仅表现为哄抢行为的明目张胆（甚至无视政府部门执法人员的在场），也表现为一次哄抢行为中人数的逐渐上升，还表现为哄抢事件的不断发生。但显而易见的是，哄抢既是道德事件，更是法律事件。问题在于，法条俱在，同样性质的哄抢事件，却由于执法尺度不一而有不同的后果。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哄抢行为很少被正确地适用法律，多是不了了之。无疑，这暗示哄抢一般不会承担法律后果，那么潜在的哄抢者加入哄抢行列，哄抢事件一再发生也就不难理解。很可能的是，不仅哄抢者勇于哄抢有“法不责众”的心理依据，因执法者宽纵无法治哄抢者也同样怀着“法不责众”的思想观念。但宽纵其实是于“众”有害的，轻微罪错没有受到薄惩，便易于积小恶而成大恶。
法治中国当大事！侧翻一类的交通事故以偶然性居多，哄抢也因此更多地表现为随机性，但随机性哄抢也不是没有发展为预谋性哄抢的可能。守株待兔般等待哄抢时机不免使人百无聊赖，那么制造侧翻一类的事故以增加哄抢机会，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我这是在教唆吗？我只是在指出“激励效应”累积放大中哄抢的可怕前景。
（稿源:半月谈 原题:《哄抢的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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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者贺雪峰:中国农村价值体系严重荒漠化！
时间:2014年6月24日 来源:环球网-环球时报（北京）
中国农村价值体系严重荒漠化
文/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社科学者
最近十多年,中国农村出现严重的价值失落。笔者在农村调查中,听到和看到各种令人痛心的现象,诸如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遭遇性侵,丧事上跳脱衣舞,非正常死亡的老人增多,地下六合彩泛滥,等等,都表明,道德沦丧已致中国农村价值失落已很严重了。
农村价值失落,甚至由此带来农村道德沦丧社会溃败,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及因此农村人财物的流出。一个稳定的系统应是能量输入与输出大致平衡的系统。人财物的流失,使之前相对稳定的农村系统难以保持持续。也正是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村庄边界开放,农村共同体瓦解,维系传统村庄社会和价值秩序的基本规范解体。
更根本的问题则是,构成农民生存原动力的本体性价值受到冲击。中国历来缺乏西方那样的宗教信仰,中国人将生命意义安置在此岸。因为积极入世,中国人特别重视现实生活,为做到超越,中国人必须要寻找赋予现实生活意义的一套价值系统。对于中华儒家传统知识分子来说,这套系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传宗接代”。通过传宗接代,个体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子子孙孙向下传递的无限事业中,产生永恒意义。农民这种传统价值与现代社会中个人奋斗、自我实现的价值并不相容,正被作为愚昧落后观念被遗弃。旧的安身立命的价值失去了,新的现代价值未确立,构成生命意义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缺位,农民难以完成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之间的转换。
离开对生命高贵价值的追求,中国人积极入世的传统就转变成为对物质生活的高度关注,中国人就变得俗不可耐。当前中国人的“物质性”在城市表现为,中层阶级价值观的兴起,即在广告和时尚带动下通过消费行为获得主观体验的生活方式。这种价值观传向农村,立刻被农民所接收,并引起较城市更严重的负面后果。现实中,很少有农民能变成中产阶级,中国农村不能为大多数农民提供实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经济基础。
由于农民不具有从容消费的能力,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便以“变态”形式实现。比如,当前我国农村中“笑贫不笑娼”的现象已很普遍,不少农民认为,无论钱的来路如何,只要能在村里盖楼房就是有本事。在农村熟人社会的语境中,农民的“物质”追求还因社会竞争而加剧,比如农村丧葬跳脱衣舞的现象,我就在农村调研中多次见过,农民将为父母所操办的丧葬仪式变成自己参与村庄竞争、获得面子和被他人承认的手段,抛弃“慎终追远”的精神内涵。一旦构成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缺位,个人奋斗的深沉动力丧失,农民的行为就会如脱缰野马失去约束,由此在农村出现各种极端的不可理喻事情。
这种以物质消费为内容的生活方式,在农村中只有少数富裕阶层才能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弱阶层,自然寻求另外一套价值观。宗教许诺虚幻的彼岸幸福,以填补当下的价值虚无。因此我们中国人看到,与传统价值失落相伴的是,各种原教旨色彩的地下教会及其变种邪教组织,在农村大范围传播。中国农村价值荒漠化产生出宗教扩张的土壤，挑战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
中国各地农村价值失落已造成很多严重社会问题,国家进行农村建设时,不仅要关心农民的经济收入,更要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通过文化建设,重塑健康、适合农民需求的有主体性的农村价值体系,刻不容缓!▲
（本文来源:环球网-环球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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