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市新河镇煎药庙西晋古墓再探讨

崔学法 · 发表于 2017-7-17 23:00

  邳州新河镇煎药庙西晋古墓再探讨
                     崔学法
      中央电视台十套播送了三集《失落的下邳国》，全面的向人们介绍了2015年6月出土的江苏省邳州市新河镇煎药庙村西晋古墓。大量的考古挖掘资料让人们了解了一个古代下邳国真实原貌，在大饱眼福。知道大量西晋下邳国的历史资料之余，笔者认为仍有一些资料的历史真相需要进一步考证与厘清。
      一、西晋下邳国存在多少年。
   公元265年，司马炎菲掉魏元帝曹奂，改元为泰始元年。为了巩固其统治，当年就大封宗室为大小不等的王。封其堂叔、司马懿三弟司马孚第五子司马晃“为下邳王”。领17县：下邳、良城、凌(睢宁东)、高山、赘其、淮陵、司吾、徐县、盱眙、潘旌、高邮、下相、东阳、睢陵、夏丘、取虑、僮。元康六年（296）司马晃薨，谥曰献王。这时司马晃的两个儿子：长子司马裒，早卒。次子司马绰有残疾，并且已经封为“良城县王”（今邳州港上、鉄富一带）。于是以司马晃三哥太原王司马辅第三子司马韡为嗣，继任下邳王，永康二年（300），司马韡早薨，在位4年。子司马韶立。在位11年。《失落的下邳国》认为永嘉五年（311），后赵石勒攻占下邳，下邳国灭亡。存在31年。
   西晋司马氏集团短期统一中国,但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种姓之间、士庶之间甚至皇族内部矛盾达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各种矛盾集中表现在西晋皇族内部。“这时封建门阀的氏族政治达到顶峰并且走进死胡同。封建统治阶级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掠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司马氏集团只有一种极险恶的杀夺关系，就是见利必夺，以杀助夺，愈杀愈猛烈，一直杀到发动大混战”，“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和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然编》）。终于在攻灭东吴统一中国仅十年的太熙元年（290）酿成司马氏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各个集团之间混战整整16年。下邳王司马晃正是在这种混乱之中病逝。光熙元年（306），“八王之乱”才结束。但是这时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崛起，建武元年（304）匈奴刘渊在山西离石起兵，国号汉国，后改为前赵，一般称之为汉赵。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乱华”开始。元嘉五年（311）西晋专政的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病死，七月匈奴的汉国部队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
   西晋下邳国建立于公元265年，下邳国是个三等小国，（西晋封国，大国20000户以上，中等国10000户以上，小国5000户左右，下邳国5170户）。下邳国建国上限清楚，至311年，已经不是《失落的下邳国》中所说的31年，而是司马晃在位31年，少算了灭吴统一中国的前司马晃已经做了15年（265----280）下邳国王。加上司马韡4年，司马韶11年，共计46年。
   但下邳国何时终结，仍值得研究。虽然311年匈奴刘聪攻占洛阳，但下邳无战事。早在“八王之乱”之时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将军兼徐州诸军事，督守下邳。后又为安东将军、督都扬州江南诸军事。八王之乱中保存实力、一枝独秀。五胡乱华开始的永嘉之乱，徐州、扬州一带没有战争。胡人没有进攻这些地方，下邳王大概也没有自己弃国。继晋怀帝司马炽313年被匈奴汉赵政权杀害后，316年12月，晋愍帝司马邺又被匈奴汉赵政权俘杀。西晋灭亡。西晋的下邳国国祚可能与西晋一样为51年。
   317年3月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次年称帝。永嘉之乱开始，中原贵族（士族）纷纷南逃，这就是历史上“衣冠南渡”。为了解决南渡士族与本地士族矛盾，晋明帝司马绍时代（322—325），在江南设立“侨郡”安置北方士族。南徐州设在今镇江，南琅琊设在今常熟，南兰陵设在今武进，南下邳设在今丹阳，至今丹阳市全州镇还有下邳村。设立侨郡、侨县，恐怕没有侨国吧，原来下邳国的士族包括司马氏的下邳国王只能被安置在丹阳南下邳中去“新亭对泣”，“秦淮风月忆华年”。翘首梦想去恢复中原。在侨居的地方没有下邳国的国祚吧。西晋下邳国永远的消失了。
   东晋虽然已经成立，但徐州、邳州一带还属于晋朝的地方，直至永昌二年（323）后赵石勒攻占下邳，下邳属赵。晋朝在下邳的基业彻底覆灭。如果下邳国和西晋一样存在51年，那么从西晋亡国后，下邳等地仍属于在建康登基的司马氏（东晋）集团。从316年到323年后赵占领下邳，这7年是否还存在下邳国呢，还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有待进一步考察。这样看来西晋下邳国享国可能是46年、51年或者58年。
   二、西晋下邳国王族的墓葬为什么选择煎药庙。
   《失落的下邳国》认为，煎药庙西晋古墓所谓薄葬是受曹操薄葬令影响。其实曹操为汉丞相时，由于连年战争，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崩溃。曹操为了集中财力，维持军事战争，下过《薄葬令》、《禁酒令》。西晋统一中国，自认为天下太平。迅速的腐败起来，他们奢侈挥霍，暴殄天物达到无可复加的地步。
   晋武帝司马炎这个荒淫君主。穷奢极侈，无所不用其极，“后宫殆将万人”，“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273年，他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第二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人家的处女5000人入宫。攻灭吴国后，又选取吴国宫女5000人入宫。他在位时，宫中有宫女10000人以上。这个荒淫无耻的帝王，想出一个绝招，制作了一辆羊车，让几只羊牵引着，羊车停在哪个嫔妃处，就在那里过夜。皇帝荒淫奢侈，其他人纷纷效仿。何增，每天膳食值钱一万，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何曾儿子何劭，每天膳费二万钱。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做客，对一道蒸小猪赞叹不已，王济揭开谜底，小猪是用人奶喂大的。晋武帝的外祖父、东海士族王肃家，一个女儿死了，棺材外面纯金制作的金蚕就用了一百多个。皇室数世“居亲丧皆逾制”，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当时一些贵族官宦墓葬甚为豪侈，坑中往往设立墓志，其形制为碑之缩影，亦有简化成矩形的志石，皆精工细刻。所以西晋、东晋、南齐、梁朝的君主又多次申饬碑禁。禁碑与立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皇权与士族、政令与习俗之间的矛盾。
   终于受到报应，灭吴统一中国才十年，就自己发生八王之乱，迅速崩溃。这帮人从穷奢极侈一下子调入无底深渊。根本来不及所谓厚葬，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司马晃死时正处于八王之乱的最激烈时期，国家大量人力、财力用于内部战争，即使有“厚葬令”，下邳国这个三等小国哪来财力去厚葬呢！
   下邳地区汉魏南北朝文化丰富，有山就有墓，山岭几乎被坟墓占尽。下邳王家族墓地为什么选择煎药庙呢。这与当时的风水学有关。
   南北朝时期，我国风水学已经发展到完善成熟时期，风水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先秦就有相宅活动。《尚书•召诏序》云：“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孝经•丧亲》中“卜其宅兆而厝也”这是相阴宅。到了汉代起，风水学家把相宅发展成为一种术数，其代表人物青乌子著有《葬经》一书，后来成为“风水学术”的不传至宝。魏晋时又涌现管辂、郭璞这样一些开宗立派的风水术大师。现在流传的《管氏地理指蒙》，就是管辂而作。而郭璞的事迹则更加传奇，他著的《葬书》是继《葬经》后又一部经典。
   像下邳国司马晃家族这样的当朝显贵、皇家族葬丧岂能不讲究风水。在动乱年代，更企求国祚永续。煎药庙在下邳东北，正是八卦奇门中的大吉大利的生门。可以说是受到这个时候大风水师郭璞（276——324）的影响。把陵墓选择在下邳国国都下邳城的生门。
   三、鹦鹉螺杯不是产自印度洋，而是中国南海。
   煎药庙西晋古墓发现了鹦鹉螺杯，这是我国第二次认定发现此种杯。以前在南京东晋豪门、王羲之叔伯兄弟王兴之夫妇墓中发现过。这种杯在汉代就有记录，南北朝逐渐多了起来，唐朝达到鼎盛。可以断定：他不是出产在印度洋，而是我中华产品。
鹦鹉螺杯又称鹦鹉杯，由鹦鹉螺贝壳制作。鹦鹉螺是海洋软体动物，共有2属、6种，具卷曲的珍珠似外壳，外壳由许多腔室组成，外套位于外壳内。各腔室之间有隔膜隔开；壳薄而轻，呈螺旋形盘卷，壳的表面呈白色或者乳白色，生长纹从壳的脐部辐射而出，平滑细密，多为红褐色。整个螺旋形外壳光滑如圆盘状，形似鹦鹉嘴，故此得名“鹦鹉螺”。
   鹦鹉螺分布于西南太平洋热带海区，马来群岛、台湾海峡和南海诸岛也有分布，集中分布于菲律宾群岛南半部和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岛海域，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斐济群岛海域；中国的西沙群岛、海南岛南部，从台湾东部沿着琉球群岛，一直散布到日本群岛南部的相模湾；向西则从西南太平洋一直散布到印度洋。
   古代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盛产鹦鹉螺。汉朝以来就有文献记载鹦鹉螺杯。大量的典籍资料记载，鹦鹉螺出自中国，鹦鹉螺杯只能也只有属于中国出产。
   汉.杨孚《交州异物志》：“螺大者如筥，一边重，可为酒器。又曰：苍螺，江东人以为碗。”
   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鹦螺，状如复杯，头如鸟头，向其腹视，似鹦鹉，故以名。”
   晋.郭义恭（晋武帝时人，与下邳国王同时代）《广志》：“海文蠡数种，其大者受一升，南人以为酒杯。”
   南朝梁.沈约《宋书》：“魏太武征彭城，遣使求酒及柑橘。张畅宣孝武帝命，致螺杯杂粽，南土所珍。”
   唐.刘恂《岭表录异》：“鹦鹉螺，旋尖处屈而朱，如鹦鹉嘴，故以此名。壳上青绿斑文，大者可受二升，壳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又红螺，大小亦类鹦鹉螺，壳薄而红，亦堪为酒器。刳小螺为足，缀以胶漆，尤可佳尚。”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记载：“鹦鹉杯即海螺盏，出广海，土人琢磨，或用银或用金镶足。”
   唐代达到顶峰。鹦鹉螺杯大量留在李白、白居易、元稹、骆宾王、薛道衡、卢照邻、陆龟蒙、诗僧寒山等诗篇中。
   鹦鹉螺既然是中国所产，西晋时镏金技术又是中国独有。岭南人制作鹦鹉螺杯只能就地取材，岂能舍近求远到印度洋去采集鹦鹉螺。印度洋也鹦鹉螺，但生产鹦鹉螺杯至今没有任何记录。鹦鹉螺杯是中国南海出产的鹦鹉螺，用当时中国独有的鎏金技术制造的。
四、波斯萨珊玻璃碗来下邳仍需探讨。
   玻璃，古称颇黎、琉璃。最早出产于中东地区，3700年前埃及人已经制造出玻璃饰品和简单的玻璃器皿。汉末，中东、西域多国已经制出玻璃碗。煎药庙西晋墓出土的玻璃碗，《失落的下邳国》认为来自路上“丝绸之路”，是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出品的萨珊玻璃碗。但是，直至唐代，中国还认为玻璃是西国天生玉石、千年冰之类。小说家段成式（803——863）在《酉阳杂俎》称“千年积冰，结为颇黎。”中药学家陈藏器（687——757）在《集解》云：“玻黎，西国之宝也。玉石之类，生土中，或曰千岁冰所化”。由于认识不到，记载也就混乱不已。
   与司马晃同时代人潘尼（250——311，潘岳侄子）在《玻璃碗赋》中称“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险绝，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阻远。”认为是中华属邦的贡品。但据《新唐书》、《旧唐书》对玻璃碗的记载：碧玻璃来自拔汗那（吉尔吉斯），红碧玻璃来自吐火罗（西域天山南北民族），赤玻璃和绿玻璃来自拂菻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没有无色透明玻璃及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记载。《玻璃发展史》称无色透明玻璃是北宋年代中国出产。煎药庙出土显然打破这种说法。
波斯萨珊王朝是公元224——651年在今伊朗存在的一个王朝，早期与西晋并行，萨珊王朝与中国西晋甚至南朝也没有朝贡关系，也没有发现其他交往。尽管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与西域各国有一定交往关系，但中国历来是封建集权统治，交往是国与国之间交往，不可能有民间私人商贸关系。汉末三国，天下大乱，中国的死对头匈奴趁机向西域扩张，西域各国与中原的官方交往中断。直到唐朝，才开放民间商贸关系，出现大量西域商人——胡贾
西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与西域关系，只是在北魏拓跋焘统一中国北方，平定夏、北凉，征伐鄯善、焉耆、龟兹以后。派封磨奴打通了河西走廊至西域的道路。所以1948年河北省景县北魏封磨奴家族墓群出土了拜占庭网纹玻璃碗。封磨奴打通西域后，破落那国（原称大宛国，位于今塔吉克斯坦）、者舌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悉万斤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粟特国（可能在今里海一带）、哒国以及位于伊朗高原上的波斯萨珊王朝多次派遣使节到平城访问，这种交流在公元435年-479年达到高潮。在访问的同时，这些国家也与北魏进行官私贸易，将各种商品包括珍宝运到平城。当然比黄金还贵重萨珊玻璃碗也会被运来中国。而西晋时期，由于匈奴作梗，中国一直无法与西域各国交往，更何况远在波斯的萨珊王朝。煎药庙波斯萨珊玻璃碗的来历只能另有途径。
   五、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没有延伸到下邳。
   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及西亚、北非、南欧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交往的道路。他只是朝廷对外国与国的交往。《失落的下邳国》认为：鹦鹉螺杯与玻璃萨珊玻璃碗分布来自海上、陆上丝绸之路，当出处及来源不成立的时候，丝绸之路有没有延伸到下邳也就成了问题。
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我国古代大致有海上、陆上各两条丝绸之路。陆上长安到西域、西南茶马古道，海上南方、东方各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出现最早。远古时候，中国东部沿海与日本、朝鲜、琉球等国的交流。早在商末，商朝灭亡后，纣王叔父箕子乘木筏去朝鲜，建立箕子朝鲜（前1120——前194），春秋时吴国灭亡，泰伯部分后裔跨海到日本。日军侵华时，昭和天皇给吴佩孚写信，称与吴均系泰伯120代孙，秦统一中国后，徐福携3000童男童女出海未归。以后中国人多次浮海东渡，日本、朝鲜遣使来中国。尽管东方丝绸之路最早最发达，但与南方丝绸之路没有交汇。
   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大约两千年前出现在汉代，起点是现在广东徐闻、广西合浦，以后延续到福建泉州、浙江宁波。西晋时是中央集权的农耕社会，不可能有人有力量进行海上经济贸易。只是国与国朝贡及交往关系。朝廷或在朝廷授意下，地方政府及特定机构才能与国外进行物产交流。只有唐代开放国际通商，民间才有各国物产流通。至今也没有发现任何南方丝绸之路延伸到江北的文献资料及遗迹。
不过，鹦鹉螺杯出自中国南方丝绸之路起点，萨珊玻璃碗出自波斯，当时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什么原因出现在下邳国。当时波斯商人的海上贸易还是很兴盛的，而南方沿海及东南亚各地还是土邦统治，多数甚至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汉末以来中原动乱，无暇顾及边陲。这时波斯人在南亚还是有生意的。但也不可能直接到下邳做生意。
玻璃碗、鹦鹉杯出现在下邳，与《失落的下邳国》提到的一个人有直接关系。这个人就是石崇，石崇字季伦。他在荆州刺史等任上掠夺过往商客，终为天下巨富。“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珍珠三斛（三十斗）买之”。（《岭表录异》上卷）拿三十斗珍珠换一美女，可见石崇之富。在洛阳用掠来的金银奇珍异宝建一个金谷园。出任征虏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又在下邳建一座小金谷园，又名石崇别业，遗迹在今睢宁古邳西南徐庄前芦地中，玲珑大花石至今仍可见。石崇依附司马氏西晋王朝，富可敌国，送下邳王司马晃鹦鹉杯、玻璃碗也是常理之事，不过也不到九牛一毛，小菜一碟而已。
   六、“金五铢”确定下邳国国王司马晃之墓
煎药庙西晋古墓发现的“金五铢”应该是这次发现的最珍贵古物。五铢钱出自汉武帝年代，元光6年（前129），汉武帝改变以前和亲政策，发动对匈奴讨伐战争。为鼓动士气，下令上林三官钱局，动用国库黄金，铸造金质五铢钱，奖励有功人员和致残将士。两汉魏晋一直视为珍宝。
   目前全国仅有记录四枚，煎药庙古墓是唯一从墓葬出土的一枚。看来为下邳王司马晃家族无疑。另三枚是：1980年陕西咸阳上林苑旧址出土两枚，分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及陕西历史博物馆。1990年洛阳钱币学会收集到一枚。笔者曾在一些拍卖行见过所谓“汉金五铢”，但精致的现代化生产水平令人咋舌，不敢恭维。
金五铢从他问世就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被拥有的达官贵人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誉。作为传家宝，除煎药庙外，还没有墓葬发现。即使是皇帝墓葬也只有鎏金的五铢。没有纯质的五铢。
   下邳国的金五铢没有作为传家宝而随墓葬，显然与西晋司马氏政权内部的复杂关系有诸多内在关系。司马晃父亲司马孚是司马氏家族中唯一反对司马氏篡魏的，司马炎废除魏帝曹奂后，司马孚拉着废帝的手流泪，说“臣死之日，固为大魏纯臣也。”然后死之前立下遗嘱，说：“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尹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终若一。”其中“不尹不周”出典《汉书》原本指的是王莽，身为宰辅不做周公、伊尹，而谋取代。直接把司马炎比作王莽。司马炎封他为安平王，不受而退，后为长乐公。
   司马炎畏惧于司马孚的资历和威望，司马孚生前受到尊重司，死后不久他的封国就被废除。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皇室又分下邳国在淮河南岸的县置临淮郡，。治盱眙(今江苏盱眙市区北)，领高山县、赘其县、淮陵县、司吾县、徐县、盱眙县、潘旌县、高邮县、下相县、东阳县等10个县，永宁元年(301年)，临淮郡更名为临淮国。与下邳国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西晋朝廷这样做明显对拥护曹魏的司马孚父子的不满。以后他们关系的消长，由于西晋是个短命的皇朝，也就无从可考了。看来。司马炎之心，也是路人皆知了。司马晃两个儿子，大儿早夭，次子有疾，代表西晋皇室高贵的传家宝金五铢只有陪葬的份了。
   七、墓砖刻字是司马晃家族的“买地卷”
《失落的下邳国》称没有发现古墓的“买地卷”。发现带文字的墓砖：“下邳国县建忠里谋显伯仲伯孝伯。”
   “买地卷”是中国古代以地契形式置于墓中的一种迷信物品。又称“墓别”、“地券”。系由买地契约演变而来。买地券是古人安葬亡人时使用的一种明器，是作为随葬品，放置在墓中的。它的意旨或功用，是向地下神祇宣告亡人在阳世的生命已经结束、从而正式成为冥世的一份子，并通过“买地”取得了在阴间的居留权和居住地，也就是阴间的“房产证”。而且此种权力受到诸如女青律令之类冥世法律的保护。从东汉到明清，历代皆有。买地券的用材因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东汉时地券仿简策之形，多刻于长条形铅板上，也有用玉板或陶柱者。三国、西晋开始，多刻于砖上。从南朝到明清，除砖外还常用石，形制、大小和墓志相象，有的甚至还带盖。
从汉到清，地券的内容和格式都在不断的变化。东汉时有些地券的券文，显然是从社会上所通行的券约移植而来；但部分券文也充满了迷信的内容。从南北朝到明清，只有极个别的地券和当时真券无异，迷信者仍占绝大多数。如券文多说土地是从“后土”、“地夷王”之类的神灵那里买来；又用“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北至玄武，南至朱雀”来说明土地的四至；土地的价值总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券的见证人是“东王公、西王母”，等等。为使地券在地下能产生其“法律效力”，所以不少券文之末常有“一如五帝使者女青诏书”一类的话。许多券文都说，当墓主确立起对地的所有权之后，便可不受鬼神的侵犯，这正是用买地券随葬的原因所在。券文中清楚地打着道教迷信的烙印，有的还画有符，说明当时把买地券作为压胜和迷信之物。
   而下邳王的墓就不一样了，下邳国阳间的统治者，也一定是下邳国阴间的统治者。国就是他的了，他还需要向谁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名讳也不是随便可以称呼的，尊者要避讳吗。同样近年发现的曹操墓也没有发现“买地卷”，天下已经是“魏武王”或“魏武帝”的，根本不需要“买地卷”。
   国家都是朝廷封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不需要契卷，也没有四邻，也不用见证人了。但是偌大的封国，墓主人生前具体住在哪里的。“三国、西晋开始，多刻于砖上”的“买地卷”说的很清楚：下邳国县建忠里。“下邳国”司马晃受封之国，“县”即下邳县，下邳国领域当然包括下邳县，县前省略“下邳”二字，国都就在下邳县吗。司马晃家族具体住在下邳县的一个区域叫“建忠里”。
新的问题又来了，墓主人名讳，“谋显伯仲伯孝伯”三人是谁？“谋显伯”好理解，下邳王司马晃，从他的经历也很符合。司马炎还没有篡魏前，司马晃就被封为西安男。按照封建五爵公候伯子男，伯比男高了两级。篡魏后司马氏家族大分赃，司马晃封了个“谋显伯”，做了“下邳王”，也是情理之中的。但下邳王司马晃的两个儿子司马裒早夭，司马绰有残疾，被赐了个下邳国属地的“良城县王”。连下邳国王的爵位都让司马晃三哥司马辅的第三子司马韡“嗣”去。司马韡以后由其子司马韶继承。到底下邳王墓中的“仲伯孝伯”是司马晃的儿子司马裒、司马绰，还是司马晃的嗣子司马韡、嗣孙司马韶呢。
   八、陵墓里的猪圈代表什么。
   药庙西晋古墓中发现了陶制猪圈，《失落的下邳国》认为：猪是财富的象征，在三国及西晋墓中有陶猪圈是正常的。古代经常用猪代表财富和生育，代表女性。商代的猪被人认为是贵重、吉祥的礼物。.在华夏的土地上，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已开始饲养猪、狗等家畜。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猪，其图形与家猪形体十分相似。
   代表福寿禄喜升官发财健壮长寿诸多吉祥物，为什么下邳王、魏武帝墓中都选择猪圈，除了象征财富，这些贵为帝、王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吧。大概还有更深层次含义。
   中华民族是由三种生存形态的部落发展起来的，采食，如炎帝部落；游牧，如黄帝部落，渔猎；如东夷部落。最后归到农耕社会。进入农耕社会前，人是游动的，故“人”的造字形态是迈开双腿。进入农耕社会，产生婚姻家庭，产生了私有制。家庭要积聚生活资料应付困难的时候。驯养家畜备食用，猪成了首选。定居下来的人们，首先要有房子，在困难的环境有东西可食，是维系家庭的最基本条件。而猪肉是最优质的食品，猪是家庭必需喂养之物。所以“家”字是房屋下有个“豕”（猪）。家字产生了，有猪的家庭是完善的家庭了。
   下邳王、魏武帝，天下、封国的主人，但他们更是家族的主人。何况中国的封建社会本身就是“家”天下。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基本核心。这些贵为天子统治者，总不能让猪去为他们陪葬。陵墓中的猪圈告诉人们，陵墓主人既是国家栋梁，又是家庭荣耀。既然“家”里缺不了“豕”，“冢”（坟墓）里也缺不了“豕”。帝王选墓地是保佑国祚绵长，又庇护家庭兴旺。坟墓里有猪看来是古老的民间风俗。
   煎药庙西晋下邳国王墓地还有许多谜团，恐怕一些只能成千古之谜。当司马晃去世时，西晋在处于八王之乱的战乱年代，那时盗墓成风。著名的典籍《竹书纪年》就是有个叫不准的人，从战国魏国王室的陵墓中盗取的。后来的刘宋政权时，下邳太守王玄象以盗墓为业，下邳境内坟墓被一扫而光。连晋武帝司马炎的外祖父王肃家夭亡的女儿墓也敢盗。《南史•王玄谟传》称“王玄象，王玄谟从弟，太原祁人也，位下邳太守。好发冢，地无完椁”。下邳王家族墓是怎么样在盗墓最盛行的年代、盗墓最猖狂的地方保存完好，确实是一个千古之谜。